日元回流与干预博弈：全球流动性重构

日本经济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。持续三十余年的超低利率与日元套息交易，曾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廉价流动性。如今，随着通胀压力显现、日本央行（BOJ）逐步退出宽松政策、日元汇率跌至约四十年来低位，以及国内机构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海外资产配置，这一长期支撑全球风险资产的资金链条正面临结构性调整。资本回流不再是抽象概念，而是正在通过利率上升、汇率干预、养老金资产再配置等多重机制逐步显现。其对全球股市、债市、美元流动性以及美国国债需求的潜在影响，值得高度关注。2026年7月30日至8月初的日元剧烈波动与疑似大规模干预，更将这一进程推向现实层面，并凸显日美政策协调的深层逻辑。

历史背景：从“失去的三十年”到全球流动性引擎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从废墟中崛起，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巅峰。东京帝国皇宫周边地价一度超过整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房地产总值，形成巨大资产泡沫。1989年泡沫破裂后，日本陷入长期通缩与低增长，史称“失去的三十年”。为刺激经济，BOJ将利率降至接近零甚至负值，并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与收益率曲线控制（YCC）。结果是，国内资金大量外流：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对外债权人，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（GPIF）等机构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与股票，套息交易规模估计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（若计入杠杆与衍生品头寸，部分估算更高）。投资者以接近零成本借入日元，兑换成美元或其他高收益货币，投资美国国债、科技股、新兴市场资产乃至加密货币，赚取利差。

这一机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运行顺畅。日本债务占GDP比重虽长期超过200%（IMF数据显示2026年仍约204%），但因利率极低、债务主要内债化（BOJ持有约一半政府债券，国内保险与银行亦大量持有），并未出现典型债务危机。资金外流本身抑制了国内通胀，形成“高债务—低通胀”的特殊均衡。然而，这一均衡高度依赖“日本利率持续低于海外”的前提。国际清算银行（BIS）等机构的数据显示，日元作为融资货币的地位长期稳固，全球对冲基金与银行自营交易台在日元空头头寸上保持显著敞口。历史上，每当这一链条断裂——如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、2008年金融危机、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、2020年疫情冲击以及2024年8月BOJ小幅加息后——日元快速升值往往伴随全球风险资产抛售，形成“日元需求激增—资产抛售”的正反馈。

转折点：通胀回归与政策正常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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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疫情后的全球货币宽松、供应链中断以及能源价格上涨，打破了日本长期通缩。2022年起日本通胀持续高于目标，工资上涨预期形成，改变了“价格与工资不动”的社会心理。BOJ自2024年3月结束负利率后，逐步加息：2024年7月至0.25%、2025年多次上调，2026年6月升至1.00%，为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。2026年7月30~31日货币政策会议以8比1票决定维持1%，同时释放进一步收紧信号，并上调部分增长与通胀预测。BOJ行长植田和男明确指出，潜在通胀接近2%目标，必须更关注上行风险，未来会议将重点讨论政策调整，暗示9月或之后可能再次加息。多数分析师预期年底前政策利率有望升至1.25%。

最新通胀数据进一步支持这一方向。2026年7月东京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（剔除生鲜食品）同比上涨1.9%，高于市场预期的1.7%~1.8%，并高于6月的1.6%；剔除生鲜食品与能源的核心CPI升至2.0%。能源价格跌幅收窄与进口成本上升是主要驱动因素，中东地缘紧张进一步推高了输入性通胀压力。BOJ在展望报告中下调了本财年通胀预测至2.5%，但上调了部分增长预期，并强调价格风险“向上倾斜”。

与此同时，日元对美元汇率在2026年7月一度跌破164，接近40年低点。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升至约2.79%~2.80%，30年期接近3.97%。尽管绝对水平仍低于美国，但对债务占比超过200%的日本而言，每上升1个百分点意味着利息支出大幅增加。BOJ资产负债表规模仍高达约639万亿日元，持有大量低息债券，面临潜在估值损失，政府财政压力上升。日本官方外汇储备截至2026年6月末约1.287万亿美元，仍居全球领先水平，为干预提供了充足弹药，但持续大规模操作会消耗储备并影响特殊账户盈余。

日本财务省在2026年4~5月与7月多次干预汇市。4~5月累计规模创纪录超过11.7万亿日元。根据BOJ资金供需数据估算，7月30日（纽约时段）疑似干预规模达8.2万亿至8.45万亿日元（530亿~590亿美元），为单日最大规模之一。日元从约163附近急升至157水平，随后回落至160附近。财务大臣片山皋月拒绝置评，国际事务副财务大臣三村淳则表示，日本认为已获得美国当局超越“道义支持”的协助。美国方面进行了利率检查，并有报道称纽约联储询问银行报价。韩国亦有协同迹象。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称日元“被严重低估”，“过度波动”并不健康。干预短期内推高日元，但市场普遍认为，若利率差持续存在，单纯干预难以扭转趋势。外汇储备特殊账户在2025财年仍录得约5.06万亿日元（约310亿美元）盈余，为第二高纪录，主要得益于海外高利率与日元贬值带来的投资收益。

资本回流的机制与信号

回流的核心驱动力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变化。当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约4%时，国内养老金、保险公司与银行首次在三十年来重新具备“在国内获得合理回报”的选项，且无汇率风险。GPIF作为全球最大养老金基金（资产1.8万亿至1.9万亿美元），其基本组合为国内债券、外国债券、国内股票、外国股票各25%，允许±6%偏离（外国债券±5%）。片山皋月早先表态鼓励增加国内资产配置，引发市场对回流的强烈预期。后续澄清显示，短期内不会大幅修改目标比例，但允许在偏离范围内调整，国内债券占比已可适度提升。实际操作中，人寿保险公司等机构已从净卖家转为净买家，显示资金回流初步启动。截至2026年3月末，GPIF国内债券实际占比约26.9%，略高于目标；外国资产仍占相当比重。

套息交易的平仓则更具瞬时冲击力。当前投机性空头头寸仍处高位（部分数据指向九年来高点），一旦触发大规模平仓，可能放大全球波动。7月30~31日的急升，部分即缘于头寸调整与干预共振。日本对美国债持仓也出现显著变化：2026年5月日本持有美国国债降至1.143万亿美元，较4月大幅减少约670亿美元，部分与同期干预行动重合。日本仍是美国国债最大外国持有者，其后依次为英国（约9490亿美元）、中国（约6590亿美元）等。减持将直接增加美国再融资压力。

对全球市场的传导路径与系统性影响

日本资本回流对美国影响最为直接。日本长期是美国国债最大外国持有者之一，GPIF等机构减持美债与美股，将增加美国再融资压力。2026年美国需滚动数万亿美元债务，若主要买方减少，收益率可能被迫上行，推高抵押贷款利率与企业融资成本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等其他买家也在调整持仓，进一步加剧供给压力。美联储政策路径与日美利差变化，将成为关键变量。

对全球股市而言，套息交易平仓往往伴随去杠杆。科技股、新兴市场资产以及高估值成长股可能面临抛压。历史经验表明，日元急升期间，全球风险资产常出现同步调整。反之，若日本成功实现温和回流并伴随国内经济增长（尤其在AI、半导体与绿色转型领域），日股与日元资产可能受益。关键在于日本能否创造足够的风险调整后真实回报，而非单纯依靠行政引导或强制回流。后者若演变为资本管制式压力，可能损害长期信心，导致资金以其他形式外逃。

从更广视角看，日元贬值与回流进程还影响亚洲货币格局与全球贸易定价。过度贬值可能引发其他亚洲货币的竞争性压力，增加美国出口企业的竞争难度，这也是美方在特定时点提供支持的重要考量。日美在汇率问题上的合作虽非新鲜事物，但公开承认“超越道义支持”仍属少见，反映两国在宏观经济政策、供应链安全与印太经济框架等领域的持续沟通。

风险、情景分析与前景判断

日本当前面临经典“不可能三角”变体：维持债务可持续性、稳定汇率与避免通缩或滞胀之间的权衡。继续低利率将加剧日元贬值与进口通胀；快速加息则推高债务成本并可能引发市场剧烈波动。干预与口头引导可争取时间，但无法替代结构性改革——包括提高生产率、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与推进财政整顿。

乐观情景是：工资—价格螺旋温和运行，生产率提升，国内收益率吸引力增强，资金自然回流，日元逐步企稳，全球流动性调整有序进行。BOJ在2026年下半年进一步加息，美联储政策转向更加明确，利差收窄为日元提供基本面支撑，干预的催化剂作用将更为显著。

基准情景是：干预与政策正常化形成有限共振。当局继续采用“点杀”式精准干预，节约外汇储备的同时强化威慑效应。国内机构在允许偏离范围内微调配置，回流温和推进。日元在157~163区间反复争夺，全球市场波动可控，但美国国债收益率面临温和上行压力。

悲观情景则是：被迫加速回流或实施更强资本约束，叠加外部冲击（能源价格、地缘政治或美联储政策意外），引发套息交易剧烈平仓，导致全球风险资产同步调整。日本财政利息支出急剧上升，债务可持续性担忧加剧，市场信心受损。

截至2026年8月初，数据仍显示日元偏弱（约在159附近波动）、干预频繁、利率差收窄但未消失、国内机构配置正在微调。10年期日债收益率稳定在2.79%左右，BOJ政策会议释放的上行通胀风险信号，为后续加息打开空间。市场需密切跟踪BOJ后续会议（尤其9月）、GPIF实际持仓变化、日元干预规模与频率、美国国债拍卖结果，以及东京与全国CPI走势。日本不再是全球流动性的“免费午餐”提供者，其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重新定义全球资本流动格局。投资者应将其视为系统性变量，而非单纯的“日本特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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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一过程中，157~160区间的反复争夺，不仅是数字游戏，更是货币政策、汇率政策与国际协调艺术的集中展现。干预可以改变短期路径与波动特征，却难以单独扭转结构性趋势。未来数月乃至2027年，市场将持续检验日本当局的干预意愿、美方协调的实际深度，以及日本银行政策正常化的推进速度。全球资产配置正迎来深刻调整期，日元回流的节奏与规模，将深刻影响从华尔街到新兴市场的风险定价逻辑，并重塑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流动性格局。机构投资者与政策制定者需将日本变量纳入核心监测框架，以应对潜在的系统性溢出风险。

（作者系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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