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1年配资炒股经验知识，地主徐裴章被判死刑，行刑时，他已经绝望，谁知地委书记却派人送来一封信：“徐裴章对革命有功，枪下留人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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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的安徽宿松，土改和镇反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县，街头巷尾贴满了标语，公审大会的布告醒目刺眼，整个县城都笼罩在严肃紧张的氛围里。这一天，宿松县公审大会现场，地主徐裴章被五花大绑，押赴刑场，脸上满是绝望。他深知自己的地主身份和曾经在国民党田粮处的差事，在这样的浪潮中早已没了生路，只等着那一声枪响，了结一生。可就在行刑命令即将下达的瞬间，一名通讯员气喘吁吁地冲进现场，手里高举着一封信，大声喊道：“等一等！地委书记有令，徐裴章对革命有功，枪下留人！”
这一声喊，让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也让濒临绝望的徐裴章眼中，重新燃起了一丝光亮。没人知道，这个被划为地主、即将伏法的男人，在五年前的大别山深处，曾冒着灭门之险，救下了两名被国民党悬赏五万大洋追杀的共产党高级干部。而那封加急送来的信，正是当年被他救下的干部——时任大冶地委书记张体学，为他写下的救命信。这一切，还要从1946年深秋的大别山说起。
1946年6月26日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，中原突围战役正式打响，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帷幕。当时，国民党调集三十万兵力，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围困在以湖北大悟宣化店为中心、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，构筑了6000余座碉堡，企图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歼灭，制造第二个“皖南事变”。中原军区首长运筹帷幄，作出主力分路向西突围、其他部队配合掩护的部署，其中，鄂东独立第二旅的核心任务，就是掩护中原军区主力转移，上演“空城计”迷惑美蒋谈判代表，为主力突围争取时间。
时任鄂东独立第二旅政委的张体学，肩负着掩护主力的重任，带领部队在宣化店以南佛塔山、河口一线阻击敌人，死死牵制着国民党的兵力。等主力部队顺利撤离、成功突破包围圈后，鄂东独立第二旅却陷入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，一场恶仗下来，部队被打散，伤亡惨重。张体学带着残余的二十几名战士，与鄂皖地委书记赵辛初汇合，一起钻进了大别山的深山老林，开始了艰难的隐蔽和突围。
国民党军在大别山撒下天罗地网，到处张贴通缉令，张体学和赵辛初的画像，贴满了鄂皖交界的每一个镇子、每一个路口，甚至每一个村落。通缉令上明确写着，悬赏五万大洋捉拿二人，后面还跟着一行血红的大字：“一家通共，五家连坐”。在那个年代，五万大洋是一笔巨款，足以买下一条街的铺面，养活一家人好几辈子，这样高的悬赏，让不少人动了心。
悬赏令贴出后没几天，各地的保甲长就带着民团，挨家挨户进行搜查，翻箱倒柜，盘问不休。老百姓们吓得魂不守舍，连门都不敢随意打开，更别说收留两个被国民党重金通缉的共产党干部——一旦被发现，不仅自己会掉脑袋，还会连累邻里五家一起遭殃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张体学和赵辛初的处境越来越艰难。
赵辛初在战斗中腿部中弹，伤口早已化脓发炎，高烧不退，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，只能靠张体学搀扶着，在深山里艰难跋涉。他们随身携带的干粮早就吃完了，只能靠挖野菜、啃野果充饥，有时候一连几天都吃不上一口正经粮食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队伍里出现了动摇情绪，有的战士实在熬不下去，偷偷溜了；还有人失去了信心，提议干脆下山投降，换一条活路。到最后，身边只剩下十来个人，而山外的风声，一天比一天紧，国民党的搜查，也一天比一天严密。
走投无路之际，赵辛初靠在冰冷的石壁上，喘着粗气，艰难地说出了一个名字：“宿松县田粮处的徐裴章，或许，他能救我们。”他接着解释道：“这人跟我哥有过命的交情，当年一起在地方上做事，受过不少国民党当局的欺压，心里头对国民党的腐败早就不满了，为人讲义气，是个可托付的人。”
北京配资炒股张体学听后，心里却没底。他早就听说过徐裴章的名字，知道他是宿松县田粮处的稽征股长，在国民党衙门里当差，专门负责田赋征收事宜。更关键的是，徐裴章家里有良田百亩，雇着佃户和长工，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标准，依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，他无疑是妥妥的地主阶级。这样一个身处国民党阵营、又是地主身份的人，会冒着灭门之险，收留两个被国民党重金通缉的共产党干部吗？
可眼下，除了求助徐裴章，他们再无别的出路。大别山深处荒无人烟，国民党军搜捕严密，再这样硬撑下去，不用等敌人来抓，他们要么饿死、要么病死，十几条命多半会扔在山里喂野狗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张体学咬了咬牙，决定赌一把——赌徐裴章的义气，赌他心中的良知。
当天后半夜，月色昏暗，山风呼啸，张体学搀扶着昏迷不醒的赵辛初，带着几名残余战士，悄悄摸到了宿松县城外的徐裴章家。徐裴章家是一座青砖小院，院墙不高，却透着几分规整。张体学轻轻敲了敲院门，里面传来徐裴章警惕的声音：“谁？”张体学压低声音，报出了赵辛初哥哥的名字，还有一句只有他们几人知道的暗语。
徐裴章听见暗语，立刻披起衣服，快步走到院门口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看清了门外的几个人。当他认出张体学和昏迷的赵辛初时，脸色瞬间变了，愣了不到一口气的工夫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侧身把几人拽进了门里，回手就死死插上门闩，又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有被人发现，才松了口气，只说了三个字：“快进屋。”
徐裴章没有多问，也没有丝毫迟疑，立刻把几人藏进了后院的厢房里。这间厢房偏僻隐蔽，窗户对着后院的菜园，不易被人发现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徐裴章对外宣称自己染上了重病，需要闭门静养，谢绝一切访客。他的妻子虽然担心，却也全力支持他，和两个信得过的家丁一起，轮流在巷口放哨，连挑担子卖菜的、走街串巷的小贩，都不让靠近院门半步，生怕走漏半点风声。
接下来的三天里，徐裴章亲自给几人端水递饭，细心照料赵辛初的伤势，翻箱倒柜找出自己的长袍马褂，让张体学和赵辛初换上，伪装成家里的客人。他还特意交代家里人，说话要小声，不准随意进出后院，整个院子安静得像一座空宅子，哪怕是邻里上门打听，也只说主人病重，不便见客。张体学后来回忆，那三天，是他们突围以来最安稳的日子，也是最感动的日子——徐裴章明明知道收留他们意味着什么，却始终没有过半句怨言，没有一丝退缩。
到了第四天夜里，徐裴章把张体学和清醒过来的赵辛初叫到堂屋，桌上摆着几张盖着红戳的空白通行证。原来，徐裴章在田粮处担任稽征股长，平日里负责办理粮食运输、人员通行等相关手续，手里有现成的公章，办理通行证十分方便。他连夜找来了相熟的剃头匠，把张体学和赵辛初的头发、胡子剃得干干净净，又让人去街上买了两顶当时流行的“狗钻洞”线帽，让他们换上，尽量改变样貌，避免被人认出。
临走前，徐裴章把填好假名的通行证塞进两人手里，反复叮嘱道：“你们填个假名，就说是我生意上的搭档，去安庆跑货，路上遇到盘查，就报我的名字，一般人不敢为难你们。”当天凌晨，天还没亮，徐裴章亲自带着两人，悄悄来到江边码头，安排了一条他熟识的货船，让艄公送两人走水路前往安庆。艄公跟徐裴章打了多年交道，彼此信任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问，默默发动了船只。
徐裴章站在码头上，看着货船渐渐驶离岸边，消失在晨雾中，才转身往回走。一路上，他心里七上八下，冷汗擦了三回——他清楚地知道，一旦这件事暴露，不仅自己性命难保，整个家族都会被牵连，可他不后悔，他说：“做人要讲义气，他们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才打仗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”
这件事，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在徐裴章的肚子里，他跟谁都没有提起过，包括自己的家人。此后五年，时局不断变化，中原野战军解放了大片地区，宿松县也迎来了解放。徐裴章依旧在田粮处上班，只是身份从国民党的稽征股长，变成了新中国田粮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，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，他以为，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，会成为他一辈子的秘密。
可到了1951年，一切都变了。这一年，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运动全面展开，宿松县也不例外，斗地主、分田地，声势浩大，凡是被划为地主阶级的人，都要接受审查和批判。与此同时，镇反运动也进入高潮，1951年2月，彭真在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中提到，此前存在“过分宽大”的偏向，毛主席批评后，各地纷纷纠正偏向，开始严厉镇压反革命，层层加码，不少地方还下达了镇反指标。
徐裴章的地主身份，再加上曾经在国民党田粮处当差的经历，很快就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，成为了镇反运动的典型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被抓了起来，关进了死牢，等待公审大会后执行死刑。徐裴章的儿子得知消息后，心急如焚，他知道父亲是被冤枉的，却又无力反驳，只能想到当年被父亲救下的张体学。
当天夜里，徐裴章的儿子连夜出发，步行上百里路，一路奔波，赶到了湖北大冶，找到了时任大冶地委书记的张体学。一进门，他就“噗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泪流满面地向张体学讲述了父亲的遭遇，恳求张体学出手相救。
张体学看着眼前的年轻人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他永远不会忘记，1946年那个深秋的夜晚，是徐裴章冒着灭门之险，收留了他和赵辛初，给了他们一条生路。他欠徐裴章一条命，更欠他一份恩情。可张体学心里清楚，1951年的政治空气，绷得像拉满的弓，层层都在强调严厉镇压反革命，这时候出面给一个被划为地主的人说情，风险极大，搞不好就会被安上“包庇阶级敌人”的帽子，不仅救不了徐裴章，还会把自己也搭进去。
张体学沉思了整整一夜，一边是自己的前途命运，一边是救命之恩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最终决定，无论冒多大风险，都要救徐裴章一命。他坐下来，亲手写了两封信，一封是公函，发给宿松县委，信中不叙私交，只客观陈述1946年9月的事实：徐裴章如何冒着生命危险，掩护两名被五万大洋悬赏的共产党干部脱险，如何提供通行证、安排船只，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，末尾郑重建议“按立功赎罪政策从宽处理”。
另一封是私信，写给徐裴章本人，信中劝他主动交出家里的田产，向当地老百姓认错道歉，配合土改工作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写好信后，张体学没有直接发送，而是把信交给了安庆地委书记桂林栖，请他经手转交。桂林栖也曾在大别山参加过游击战争，和张体学、赵辛初一样，都是从血里火里滚过来的，对当年的艰难处境深有体会，也清楚徐裴章救人的意义，当即答应帮忙转交信件，协助协调此事。
1951年9月7日，宿松县法院重新审理徐裴章一案，结合张体学提供的证词和相关情况，最终认定，徐裴章在1946年中原突围期间，掩护革命干部脱险，对革命有功，依法撤销死刑判决，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。公审大会上，原本已经被绑赴刑场的徐裴章，被工作人员从台上拉了下来，当他得知自己被改判的消息时，泪流满面，他知道，是当年自己救过的人，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
虽然命保住了，但监狱里的生活艰苦，再加上长期的精神压力，徐裴章的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。1954年，徐裴章因病被保释回家，不久后便病逝了。临走前，他把儿女们叫到床前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留下了一句话：“咱家欠共产党一条命，你们记着，以后要好好做人，多为国家做事，报答这份恩情。”
徐裴章的儿女们，始终牢记父亲的遗言，努力读书，踏实做事，后来都成为了国家干部，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父亲的嘱托。时光荏苒，三十多年过去，到了1986年，我国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，各地开始对历史遗留案件进行重新审查，纠正冤假错案。
这一年的9月9日，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了徐裴章一案，经过详细核查，确认徐裴章当年掩护革命干部的事迹属实，1951年的判决存在偏差，遂下达（86）刑监字第154号判决书，正式撤销1951年的原判，宣告徐裴章无罪。这份迟来的判决书，从法律上为徐裴章正名，也给三十多年前那个深夜开门救人的义举，画上了一个正式而圆满的句号。
徐裴章的一生，平凡而伟大。他出身地主家庭，身处国民党阵营，却始终坚守本心，心怀良知，在危难时刻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救下了两名共产党干部，用行动诠释了“讲义气、明是非”的做人准则。而张体学，在自身安危受到威胁的情况下，不忘救命之恩，挺身而出，用担当和勇气，回报了当年的恩情。
这段跨越三十多年的恩怨与恩情，不仅是两个人的故事，更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影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人性的光辉从未熄灭；在时代变迁的浪潮中，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那些心怀善意、坚守良知的人，终将被历史铭记，那些跨越阶级、超越立场的真情，终将被永远传颂。
参考资料
1. 《中原突围史料选编》（解放军出版社，2016年版，中原突围历史研究会编）
2. 《张体学传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版，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）
3. 《宿松县志》（黄山书社配资炒股经验知识，1990年版，宿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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